【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陈东升：一个企业家的诞生

编者按：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从一个南方小县城的科学青年到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创始人和掌舵者。如此形容62岁的陈东升过往的人生经历，未免过于简单和粗暴。如果不把他的个人经历和这个国家走过的这段波澜起伏的历史放在一起，恐怕我们根本没法理解这种外人眼中的成功是如何发生的。

采访结束，陈东升问我们，你们今天看到的我，跟你们了解的一样么——我从来都是这样的。他这样说。当天的采访在泰康商学院的一间会客室里，阔大的会客室里，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幅《黄河颂》的复制品。那是陈逸飞的作品，画面上，一个红军战士在崖边持枪而立，身体挺直，他的身前是奔流不息的黄河。

这是他最喜欢并收藏的作品之一。采访前的那个下午，他跟一批来自各地的公司高管做交流，还跟下属们谈到了“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是革命史诗《东方红》的一章。有一次他跟记者谈起这个话题，唱起“雪皑皑，路漫漫”，真情流露。

陈东升，泰康保险集团的创始人，他还创办了嘉德拍卖。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九二派企业家——事实上，这种对中国企业家的断代方法也来自于他。他并非惯常意义上的好的访谈者——那天下午，他甩开了我们的提问，按照自己的思路一路谈下去。有时候他仿佛是在沉思，当然他还是会常常回到问题中来。窗外，天色渐暗。有几个瞬间，你会觉得他是在跟自己对话。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他试图告诉我们的只有一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陈东升，他从何处来，他怎样成为今天的自己，成就今天的事业。

这当然是我们想知道的。每一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来处，每一代企业家都有自己孵化成长的土壤。在陈东升的描述中，这是在宏阔的时代大转折中，一个来自最基层中国县城的年轻人的奋斗故事。他始终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对自己可以成为更优秀的人充满期望，因而从未放弃。

陈东升在县城机关大院长大，是个“孩子王”。就像他自己所述，其他的同龄人经历了一个文艺青年或者少年的阶段，而他是一个科学青年。他读《马克思传》，读整版的人民日报理论文章，他也读自然科学，订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杂志。

陈东升1957年出生在湖北天门县。即使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陈东升对周边的世界发生的变化保持了高度敏感。他说他在县城经历了完整的农业文明，但他也见证商业文明的侵入和洗礼。他记得一家人如何热切地迎接第一盏电灯在家中点亮——那是一盏25瓦的白炽灯。他眼见县城的石板路何时变成了柏油路。天门商场开张的时候，数万人疯狂涌入，挤碎了柜台玻璃。他后来说，只有边缘文明的人才有动力。而县城就是个边缘文明，他的世界是城市又是乡村。陈东升见证现代化缓慢但却不可阻滞的到来。

陈东升是早熟的。他说，他很早就想上大学。因为酷爱读书，这个十多岁的少年和当地新华书店的员工打得火热，他们会告诉他新来了什么书，会放他进入书店的仓库，他可以在新书上架前任意在那里翻看自己感兴趣的图书。

陈东升是一个骄傲的男生——他曾用过“狂傲”这个词形容年轻的自己。在不同的年龄段，他都自认眼界和见识超出了同龄人。这让他有一种源自学习的优越感。不过他并非一帆风顺。在特殊的年代，他也曾经历人生冷暖。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他就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人生挫败。他因为政审不合格而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原因只是因为他跟朋友议论了几句国是。他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不过这并没有能够击倒这个自负和骄傲的年轻人。他在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这时候他22岁。在同学中，他是那个掌控议题和方向的人。后来他说，武大就是我们心中的圣山圣城，我们就是这座圣山的信徒和使者。他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和各种西方的经济学流派，在同学的指引下，他还选修了哲学系的课程。他说，修西方哲学史改变了他的人生。

陈东升说，他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成为国家栋梁。当时我觉得这个县城怎么能够容纳我呢？他这样说，“你今天可以想到的就是在那样一个奇特的年代，一个上进青年的成功路径，非常的传奇。”

这样说或许并不夸张。他在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从此赶上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潮流。原本他可能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学者，创立他心目中的“珞珈学派”。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体制内的精英——他做《管理世界》副总编辑，一手开创了中国企业500大评选，成为既被体制高度评价也是当时最成功的商业实践之一。然而，最终他却成为一个现代公司制度意义上的企业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陈东升最终选择下海。多年后，陈东升用“九二派”来定位他以及和他一样的那一批企业家。

一个时代开始了，而陈东升是那个开始的一部分。

这样的企业家代际划分到底意味着什么？下海的时候，他已是副局级干部。他可以跟那些可能决定他的企业未来命运的人顺畅地沟通。这一点大概也是时代印记的一部分。所以陈东升后来说，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很难真切地理解这句话的五味杂陈和复杂含义。陈东升说：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有开始。英雄不问出处。

在陈东升的世界里。1992年是一个伟大的节点。他说，企业家阶层诞生了——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90年代是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这时候，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判断深以为傲的经济学者——你看，没有第二个人这样讲。

这位曾经的经济学人对他的商业帝国的畅想，从未离开他对这个国家未来趋势的判断。陈东升创办的企业，从嘉德到泰康，从一开始就是对最好的模仿，这种模仿成立的基础，一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二则是国家经济与社会的茁壮成长。他很早就相信，中国的中产社会必然到来，人们对保险的需要，会成就一个真正的从摇篮到天堂的保险帝国。2018年，泰康保险首次进入世界500强。这是他从1996年创立泰康保险就坚信的梦想。陈东升从来没有怀疑过。

他计划写一部自传。在这部自传中，他想把他的个人成长和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放在一起来写。在他的设想中，这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自传。“我特别想把我从小到大的成长，我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分析和我的研究贯穿起来，我觉得会是一部非常具有历史感的作品。”

2018年11月22日的下午，宽阔的玻璃窗外，阳光逐渐褪去。室内，聚光灯下，陈东升正在讲述。

—访谈—

经济观察报：从您的大学说起吧。您1977年参加高考，报考的是吉林大学的考古系，1979年上大学却进入了武大的经济系。

陈东升：其实我青少年时代是个科学青年。几乎所有人都经过文学青年的阶段，但是我没有，一下子就跳到社会科学青年了，读《马克思传》、黑格尔、但丁、雨果，如数家珍。那时候兴趣很广对什么都很好奇，还订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杂志。

我从小就喜欢跟老师在一块，那时候老师几乎都住在学校，我就跑到老师宿舍里去聊天。我在高中时辅导我班上的干部学马列，我记得最清楚，我讲的是共产主义，还有列宁的一个薄册子里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记忆深刻的还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今天我作为市场经济中被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经历人生与社会的这种大尺度变迁，依然走在时代的潮头上。这两个时代在我（身上）不矛盾也不冲突，很和谐。

经济观察报：您上大学是八十年代。武大在您心目中是什么样的？

陈东升：我对武汉大学的总结是天人合一，质朴和浪漫是武大的特质。四年里，我传承中学的习惯，往老师家里跑，所以武大的名教授特别是经济学的名教授都很熟悉。那时我的形象应该很清晰——我不是一个只会考试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理想，有很高的学术追求的学术青年。

我参加多学科讨论会，参加百科知识竞赛，二年级的时候就获得三等奖，当时挺得意。因为博览群书，我反对专才提倡通才，所以写了一篇通才论，发表在《人才》杂志上——大学三年级就在全国报刊上发表文章，我很得意，但有些同学就觉得我不务正业。

那时候的武汉大学，确实就是意气风发，各种学派开花，接应不暇，脑瓜子都炸了。对我来说，在武大最重要是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学说史，还有西方的经济理论。一个同学带我们去哲学系，哲学最重要就是启蒙时代，伏尔泰和卢梭，讲人生来就平等的，一下子我感觉豁然开朗。

经济观察报：关于中国企业家的断代，“九二派”是您提出来的，您自己是怎么考虑的？

陈东升：九二派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在《经济观察报》刊登的。所以后来我去哈佛演讲，就有了九二前、九二派、海归派的划分，之后我又提出了后WTO派。这次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表彰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他们用的词很好：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企业家，我们叫知识分子下海（下海这个词肯定是92年，不能用在别人身上），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四个时代，这四个时代更符合老百姓的理解，但是这四个断代肯定是陈东升的发明，一直是我坚守。

我是用产权理论来看这四十年的。1984年没有清晰的产权理论，没有企业法，是混沌的，所以那一代企业家我用了“悲怆”这个词。九二派为什么是现代企业的试水者呢？ 1992年6月，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我们开始用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来组建公司了，但是还没有解决创始人和核心团队的劳动成果和利益的问题。所以海归派的贡献就是引进了founder和option——创始人和期权制度。我当时就觉得创始人和期权制度是有法律依据的，法律依据就是把一个商业点子可以把它溢价，然后管理团队期权共享，你达到业绩就有期权，达不到没有。关键一点，创始人是把你的原始商业模式，把你的想法溢价，多少倍乘出来。用法律进行制度化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所以我反复讲这个制度是海归派的贡献。

后来我还提到后WTO派，从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到公司法，这些都建立起来了。关键是资本体系，就是天使、创投、PE，有一些成长性大基金的投资支持，就有了完整的法律、资本两套体系。我创业的时候是“化缘”，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找你熟悉的人，去游说你来入股吧。

经济观察报：我们觉得九二派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您讲的保险和拍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多创业者是走在边缘地带的，就是没有政策，但是我可以去干。但您做的几件事情，都是说我得先有规则和法律，你们直接参与了规则的确立。

陈东升：九二派下海的时候，在政府我们都算是优秀分子。我们从政府出来，又跟政府共同学习市场经济，共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92派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写这一段。比如嘉德拍卖填补了现代拍卖的空白，形成以股份制为基础的这一整套体系制度。没有嘉德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艺术品拍卖市场。虽然我不是第一个拍卖公司，也不是第一场艺术品拍卖，嘉德的拍卖它是一个现象，带动了整个艺术品市场。 到今天仍然是。

比如跟拍卖有关的星号制度、海外文物回流，这个都是嘉德遇到这些问题跟他们反复沟通之后形成的。所以嘉德拍卖是典型的案例。当到了泰康保险，因为有平安保险在我们前面，我们也做一些比方次级债，内含价值也是我们引进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凭什么是九二派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们当时在体制内。

陈东升：很多人不了解整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们是很奇特的一群人。我说，九二派的代表，有武大三剑客（指陈东升、田源和毛振华），复旦五同学（指郭广昌等），还有冯仑他们“万通六君子”。我一直说九二派分北派、南派，南派就是冯仑他们，能做什么做什么，比较多元。

北派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武大这三个人，就是寻找一个空白产业，去创一个产业的领头企业，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嘉德拍卖是，中诚信也是。拍卖公司里好几家是嘉德的人出来办的，也带动了行业发展。田源搞期货，更是这样。我们这三家是拿着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文件——我不是说像红宝书揣在怀里吗？我们是严格按照这去抢中国字头，我们三个创办的企业都是中国字头。

从1992年到国务院通知同意办一批保险公司，这中间唯一申请办人寿保险公司的就是我。就是不放弃。当时也有人对我说可以申请信托和证券公司牌照，我说我就办人寿保险公司。

我想办泰康保险，所有人说我神经病，你又不是搞金融的，你也没有钱，你又不是高干子弟，你凭什么办保险公司？这是我的性格，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踏破青山。我现在搞医疗，搞医院是很难的。我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一种坚韧的毅力。

所以说，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九二派，反复强调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文件不亚于三中全会——就是这两个文件让中国企业家阶层崛起了。我就拿这两个文件跟主管部门游说，一点点地说服他们。一般人这时候就放弃了。我没放弃。我说现在国家鼓励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企业。

经济观察报：您怎么定位您个人呢？

陈东升：对我的看法，我的定位就92派的典型代表。知识分子下海的典型代表。

嘉德成立的时候，东方时空当时报道说，嘉德这声槌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和北京三大艺术品拍卖交易中心的形成，三足鼎立的时代到来，那时候觉得是个梦想。为什么我老用这个词——现实比理想来的更伟大呢？我的人生经历是这样的。

我做嘉德，做泰康，都是我的梦想。想做保险时，写一个天文数字，注册资本1500万美金——那时候是我心中的天文数字。后来泰康人寿成立，注册资本6亿元人民币。我第一次引进外资是瑞士丰泰保险，一个跨国保险公司，管理着1000亿美金的资产，大约5亿美金的利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能不能像他们这样？泰康现在管理2000亿美金，去年税后利润20亿美金。当年我去台湾学国泰人寿，今天我们全面超过国泰人寿，但是我也没有觉得骄傲。台湾2300万人口。这里13亿人的大市场，你做这样是应该的。

为什么我说时代好、命运好、机会好？时代好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民族。没有时代就没有我。我不认为英雄创造历史，而是英雄顺应历史，推动历史发展。

机会好、命运好就不说了。你抓住了保险公司这样一个大产业，多少年下来，你坚持专业和价值观，你一路走稳。所以都是有逻辑的。

经济观察报：您很多年前就在讲中产社会的来临，讲消费升级，这也决定了泰康集团产业板块的基本逻辑，但是今年我们也听到类似对中产忧虑和消费降级这样的讨论？

陈东升：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服务业的繁荣，这也意味着中产人群的壮大。服务业是靠智力和体力，靠专业，完全靠自己获得收入。服务业里面最核心的，也是中产人群最重要的最庞大的部分就是律师、会计师、医生，房屋汽车保险代理人，这些构成了服务业就业的主体，靠知识和专业获得报酬，这个报酬就是工资。所以服务业时代工资一定是上涨的，他一定会有剩余，消费、理财的需求就起来了。与此同时，科技把蛋糕做大，就把金字塔形的社会变成了橄榄型的社会，这些逻辑没有变。如果不是一个中产人群为主体的社会就没有中国梦，也没有美国梦。

还有大公司。像中国这么大的体量，一定是大公司带中小公司。这个逻辑也没有变。

经济观察报：您说1992年是一个伟大的节点，除了我们说的九二派，还有什么原因？

陈东升：我喜欢用节点这个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握手是最大的节点，1978年也是一个很大的节点。这两个节点是有关联的。1972年决定了整个世界的逻辑，1978年决定了中国发展的逻辑。1992年是一个伟大的节点，是因为它让这个逻辑更加制度化了，就是把市场经济确定下来了——企业家阶层诞生了。

所以我说，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90年代是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本世纪初十年，是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和全球化的年代。现在十年是什么年代，我还没有看清，但从经济角度讲，基本完成工业化，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从出口投资驱动向内需消费驱动转型，是从高速度到高质量，这些话都是对的，包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都是对的。

所以改革开放四十年，我认为是两个伟大改革，宏观层面是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体系；微观层面是产权和所有制改革，形成了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此外，还有企业家精神泛社会化，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GDP来考核党政干部，他们也成了企业家，所以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也是很浓厚的。我老讲，省委书记是这个省的董事长，省长是总经理，就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我说九十年代是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呢？九二派、海归派其实都在90年代形成，现代企业是从九二派开始的，海归派是1996年前后。其实张朝阳1994年就回来了，创办搜狐是1996年，田溯宁、丁健、吴鹰他们1995年也回来了，阿里巴巴和腾讯，一个是1999年一个是1998年。所以我最近总结80年代改革完成了制度——就是我说的两个伟大改革，到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办企业的文件出来，从这时候开始就进入了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

【时代背景】

泰康保险集团创立于1996年。

那一年1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全国骨干网建成并正式开通，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

7月5日，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

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

12月17日，科菲·安南出任第7任联合国秘书长。

12月31日，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1996年我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

来源：经济观察报

记者：文钊